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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傷殘人士,社會大多都會關注他們在醫療、教育等社會福利與權益,但「性」呢?一直以來,傷殘人士的性權利、性慾等都缺乏討論,甚至會有人質疑他們的性需要。推動傷殘人士性權的身障者Sugar相信,要使傷殘人士的性權利能在社會上平等地彰顯,傷殘人士的覺醒及照顧者的配合是不可或決的推動力。

社會對這個議題的封閉,令傷殘人士和照顧者都會把性「冰封」,避談這回事,甚至令雙方都覺得傷殘人士不需要性。Sugar說:「我們自少就被灌輸著一個意識──未能處理好自己問題或解決身體的缺憾,就不要對性存在任何『幻想』。這樣的『轉移性慾』,其實就令我們覺得傷殘人士不需要性。」所以,有不少傷殘人士談性時,會覺得這樣是離經叛道,更怕被人以「有色眼鏡」看待。

她承認,這些因素都令不少傷殘人士躲於性的衣櫃中。她亦明白傷殘人士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,才能走出這個衣櫃。然而,她認為只有傷殘人士覺醒、放低規範,在能賦予自己性的權利(Empowerment)。

Sugar也是覺醒的過來人。由於身體缺憾,母親一直給她無微不至的照顧,出出入入都有媽媽在旁。在長大的過程中,她開始反思自己在社會的身份及性別角色,覺得自己不應再是被照顧的小朋友,而是一個可以獨立自主的女性。不再是短髮配運動服的中性女孩,而是會穿裙子、化妝,打扮一番的女孩,誠實地把「她」呈現出來。一年兼職性愛電話工作者(phone sex)的經歷,更令Sugar明白到即使身存缺憾,同樣也可有性需要有性慾,以「性」的個體(A sexual being)存在著。

然而,賦予傷殘人士性權,不能單靠身障者自身的反思和覺醒,還要靠照顧者的配合。照顧者也可以是權的促進者。Sugar指父母或照顧者有時會過分保護傷殘人士,令他們欠缺自主的空間,只能處於被動的角色配合照顧者。同時,照顧者都不了解傷殘人士的真正需要。因此,照顧者也有需要釐清自己的角色,擔當協助者,成就傷殘人士想做的事,協助他們呈現最真實的自己。

Sugar相信,覺醒與後最重要的是,形成一種意識形態,令傷殘人士明白自己一樣享受性權,「談情說性」再也不是忌諱。被問到呈現性權的方式可能會否因不同因素受阻,她則相信只要堅信這個意識形態,實行、實踐性權的困難都會迎刃而解。

最終,Sugar希望能倡議殘人士性權,令大眾明白這不過是人權之一,殘人士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,承認「性」的多樣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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